贫困，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难以克服的痼疾，是人类最凶恶而顽固的敌人。历来的古圣先贤都试图提出能够战胜贫困的妙方。柏拉图的理想国，陶渊明的桃源乡，孔子的大同世界，摩尔的乌托邦，人类向往一个由自由、公平、正义、富裕所主导的社会，然而这些对于理想社会的描画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未成为现实。１９世纪中期，德国人卡尔马克思提出了被称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１９１９年，俄国人列宁以这种理论作指导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计划经济提供了真实的试验场。１９３３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创了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２０世纪是人类真正开始向贫困宣战的世纪，我们第一次手握现实理论的工具来解决贫困的毒瘤。光阴荏苒，新世纪的帷幕已经掀开，我们仍然未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贫穷的非洲仍然蹒跚着瘦骨嶙峋的儿童，富裕的欧美仍然难以根除失业带给人们的痛苦，饥饿和疾病仍然肆虐，我们仍然在不懈的战斗。
1.贫困的根源我国在贫困问题上，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均贫富思想的影响，对财富分布不均衡的注意远超过对贫困本身的注意，尤有甚者，甚至认为只要解决了财富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他们认同孔子的观点，“…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是，以平均分配来解决贫困的实验在二十世纪末纷纷失败，这向我们昭示我们对贫困问题必须有其它方向的思考。
为什么会产生贫困，这是我们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国人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为贫困所折磨，二十世纪初国内军阀混战、你攻我夺，而后又是十年内战，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其后又是内战，战争充斥着20世纪前50年的历史。无疑地，不断的战争是这一时期造成国人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1949年后国内实现了和平，国人的贫困状态在短短几年内就大为改善，人们不再受战争折磨，可以开始积累财富，人民的寿命提高，人口成长率大幅上扬。很明显，战争的平息，有助于我们克服贫困。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是沉寂的年代，在克服贫困的战场上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步，相反还陷入了深重的危机。1980年代开始的20世纪最后二十年，有数亿人民脱离了绝对贫困的状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逐渐成形。这二十年和前二十年相比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使得我们克服贫困的努力取得了如此瞩目的进展呢？我们可以看看所谓改革的前锋小岗村做的事便可得出结论，他们确立了农民的交换自由，正是交换自由的获得建立了我们脱离贫困的基础。除了战争和对交换自由的否定，自然灾害也会在刹那间把众多的家庭抛入绝对贫困的状态。在我国西部的荒原和崇山峻岭中，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克服贫困的首要大敌。导致贫困的因素太多，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我们需要以一种总体的视角来概括这所有的因素。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自然的和非自然的因素，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在某个面向上剥夺了我们的可行为能力，剥夺了我们应该享有的自由。正是这种对自由的剥夺，是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主要包括五个内容：经济自由；政治自由；自由的社会环境；透明化；保障性措施。经济自由，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交换的自由，这是我们摆脱贫困最有效的也是最基本的手段。在1960-1980年的困难时期中，即使国家禁止所有不受国家控制的交换，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私下用粮票交换鸡蛋来稍为改善我们的生活。政治自由，不须赘述。社会环境，比如对女性的歧视，种族歧视等等，都体现了不自由的社会环境，减少各种社会传统的歧视，我们就越发接近了自由的社会环境。透明化，比如信息透明、决策的透明等等。保障性措施，比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失业保险等等。这五种自由相辅相成，共同支持我们面对贫困的挑战。
之所以说他们相辅相成，是因为这些自由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在贫困的问题上，任何一项自由都有这两个面向的影响，其一他们都在某个程度上影响我们克服贫困的能力，其二他们又对其它自由产生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一种自由缺失时，他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可行为能力，其次它还会缩减我们所享有的其他自由；当一种自由增进时，他会增进我们克服贫困的能力，同时它还会世纪增进我们享有的其他自由。比如，我们知道印度有相当完善而稳定的民主制度，可是由于教育普及的不足，很多中年女性还处于文盲的状态，教育的不足直接导致他们生活水平很难提高，同时，即使他们享有充足的名义上的政治权利，他们其实也无法有效的行使这种权利。
对自由的剥夺是造成贫困的根源，这个观点可以有效地解释各种各样的贫困问题。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压迫，都可以被容纳进这个框架。据此，我们可以初步的为解决贫困问题开出药方：增进人们在各方面的实质自由，就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摆脱贫困。

自己顶下自己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