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载，“市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史小军，昨天在首都之窗在线访谈时表示，从个人的观点看，北京个税起征点应在1500元左右比较合适，因为个人所得税的开征不仅是组织财政收入、调节公民的收入差距，征收个人所得税还可以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地方政府的开支中，有相当部分是个税承担的，所以要“组织财政收入”，说的合乎实际。但是，“调节公民的收入差距”和“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两项，草民觉得有些刺眼，为什么呢，因为纵观自有个税以来多年的实践，“公民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丝毫被“调节”的迹象，反而愈拉愈大；再则，“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总是社会上收入低下的一群人在“意识”着，摄取和掌握了最多财富那群，都是“避税”、偷漏税的“高手”。
“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说，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新世纪周刊》），在这承担了65%个税的人群中，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起征点太低，“目前，除北京、上海执行1200元，深圳执行1600元起征的个人所得税标准外，全国其他地区执行的仍旧是800元的‘老标准’。”，即便是北京、上海的1200元和深圳的1600元，相对于当地的生活水平与收入水平来说，也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这个明显的不公平，已经“热议”良久，就是迟迟不见动静，在今年的两会上，终于听到了比较“强烈”的声音，说是要“改”了。
可是，“改”的动作一亮相，还是令人感觉不到“力度”何在，比如上述消息“北京个税起征点应在1500元左右比较合适”就是一例，虽然只是一个北京市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出来“放风”，但是，也可以窥见走向的一斑。“北京个税起征点应在1500元左右比较合适”究竟合适不合适，要看中低收入者有没有得到“照顾”，高收入者、富豪们有没有“出血”，答案是遗憾的。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北京市2004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8348元，也就是说，平均月工资约为2300元左右，”（《房山信息网》），“平均月工资约为2300元左右”，就说明这是一个中位数，低于2300元者，就算是低收入者了。从实际情况看，如果把个税起征点定在1500元，对1500元到2300元这个收入线的人群，意味着什么。
且不谈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1500元到2300元收入的就业者支撑的情况，就拿情况最“轻松”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快乐的单身汉”来说，比如一个大学毕业生，找到一份在北京的稳定收入的工作，工资2000元上下，在今天的行市看来，算过得去的了。不知道在北京城区租住一个还过得去的房间，需要多少租金，但比较五环以内1万多的房价，估计租金便宜不了，怪不得有些收入远高于2300元“平均线”的人们，还不惜租住到通县以远，每天披星戴月地辗转乘车上下班，不就是图省俩开销么。如果收入2300元“中线”甚至以上又算不上高收入者，要养活上老下小的一家子，特别是孩子要读书的，压力就可想而知。能够省一个算一个。
“个税改革”的初衷，据说是“这个始于1980年的个税起征点，在经历了25年的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后，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需要与时俱进，而且“人们对此次个税改革充满了期待。”，人们期待什么，期待社会在收入差距已经被拉大到忍无可忍的程度的时候，国家机器能够出手进行必要的调节，根据统计“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将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会维持在1%上下，80％的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新华社》），从目前公布的情况看，那占有“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将接近50％”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对个税的贡献最小或者几乎为零，而“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和“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会维持在1%上下”的“80％的中等收入的家庭”、“收入最低的10％家庭”，却成为个税缴纳的主力，这种畸形的税收结构，其改革岂但只是“充满了期待”，而且可以说是“天理难容”。
在一番“充满期待”之后，在两会曾经大张旗鼓宣传“我国个税出现贫富倒挂现象 高层力推个税改革”之后，看来“贫富”还在继续“倒挂”着，而“高层”的“力推”的结果，并非所期待的那种程度。比如“北京个税起征点应在1500元左右比较合适”，就已经凸现了这种困惑，把个税起征点定在“平均收入线”以下，要么那“平均收入线”已经太高，体现了“共同富裕”，要么就还是把个税征收的重点，放在了广大中低收入者身上。
作为地方财政的收入之一，个税的支出用途无一事关地方的社会发展、公共事业等等，然而，我们看到，在各个地方、特别是都市、大都市，富豪们、高收入们居住在环境最好的地段，比如绿树成荫，污染很小；富豪们、高收入们享用着最好的公共服务，比如各种配套设施齐全，安全保护严密；富豪们、高收入们占据着最多的公共资源，比如洁净的马路、通畅的交通、宽敞的停车场等等，可是，富豪们、高收入们对这一切的建设与维持，却不成比例地“拔毛”或者几乎一毛不拔，倒是被迫住在远郊、犄角，甚至工棚里的广大中低收入者们，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为什么一个税收本来就是解决这种荒唐状况的手段，可是即便是“高层力推”之下，还是依然故我，为什么。
首先，草民估计，如果按照收入中线的数倍、数十倍来定个税起征点，恐怕个税的收入会大幅度滑坡，因为早就有人做过调查，“现在的个人所得税都是单位代扣代交，这一制度能直接管住的就是普通工薪阶层，而对于那些高收入的中上管理者而言，就很难有一个有效监管。尤其是私营企业，要分清哪些是个人所得，哪些是企业收入本身就是一件难事，所以，避税就变得极为容易。”、“据一位在上海某著名外企工作的刘先生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如果他自己要避税的话，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我们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业务，我只需要在香港、纽约或者其他某个境外银行开一个账户，公司直接以美元、港元等货币形式给我发工资就可以了。’”，富人、高收入者避税、偷逃税可以说是“土洋结合”、“进退有据”，可怜的只是跑不掉、逃不脱的底层劳动者，哪怕5分钱的税额也不能够放过。
其次，盖在富豪、高收入者们华贵“皮毛”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保护手”太多，大批的经济学界学阀们总是在鼓吹“中国的富人太少，要悉心爱护”呀、“高收入者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呀、“不能简单地用税收的方法‘杀富济贫’，把富人变成中产阶层”呀云云。制定一个遗产税，“热议” 多年，一直不甚了了，而财产税、高消费税等的构想，连“议”都还未“议”，再退一步说，如果真有那么些“杀富济贫”的“税”，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谁能够保证官员们不与那些财主们你来我往，网开一面。
据说银行里个人储蓄余额有10万亿之巨，其中的80%属于20%的储户，可见富人们的“毛”有多厚。学阀门、官员们温情脉脉地保护着那毛，富人们当然不肯自愿“拔毛”，而又要体现“个人所得税的开征不仅是组织财政收入、调节公民的收入差距，征收个人所得税还可以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地方财政要用钱，“纳税意识”要培养，不可以或缺，只好在穷人的口袋里找出路了。
如果对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的“社会主义”原则与“和谐社会”目标，这种富人不拔毛，掏穷人口袋的荒唐结构，必须予以改变，不是不能够改变，只是想不想真正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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