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过去一年多来，财政部官员曾多次表示中国将逐步实现会计国际趋同，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还是比普遍预期的要快——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宣布自2007年起，中国将开始实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趋同的新会计准则体系。

　　在赢得国内外广泛赞誉的同时，财政部激进地推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做法也引发了业内人士的一些争议和疑虑。争议的焦点在于：IFRS迄今为止主要适用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尚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是否具备条件在2007年即实现国内会计准则与IFRS的实质趋同。

　　对类似的争议，普华永道审计部总监金以文也时有耳闻。因此，在新准则体系发布的次日为事务所撰写公开评论时，她以一个设问作为标题——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是生逢其时，还是为时过早？对于这个问题，她的结论是：在走向世界舞台的进程中，中国财政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而企业要做的是尽快行动起来，为向新会计准则体系过渡作好准备。“这是一项不容低估的挑战。”她强调说。

　　这高歌猛进

　　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将由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三部分构成。在准则发布当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对新准则体系作了这样的解读：基本准则是纲，在整个体系中起统驭作用；具体准则是目，是依据基本准则原则要求对有关业务或报告作出的具体规定；应用指南是补充，是对具体准则的操作指引。

　　到3月上旬，财政部已将基本准则和38条具体准则悉数公布，只是应用指南仍待出台。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已要求国内所有上市公司2007年率先执行新的准则，并鼓励其他企业早日实行。

　　除了规定资产减值准备提取后不得转回、不具投资关系的国企之间的交易因不视为关联交易而不作披露要求以及对某些政府补助的特殊会计处理以外，新的准则和IFRS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和IFRS相比，新准则只不过是中文的表述，但精神是IFRS的，框架也是一样的。”普华永道的金以文表示。

　　中国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包括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两大部分。随着国内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财政部自1992年加快了旨在建立统一的会计核算制度的步伐：在会计制度方面，从1993年的“两则两制”（即《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财务通则》以及分行业的企业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确立会计的六大基本要素，到1998年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2001年的《企业会计制度》；在会计准则方面，自1992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之后，16个具体准则在1997年至2002年间陆续出台。

　　作为财政部会计准则事务外部顾问之一，金以文说财政部为推动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近年来又先后制定了22个新具体准则，涉及的范围由以前偏重的工商业逐步扩大到涵盖金融保险行业和农业、采掘业等，并最终形成了今年2月中旬发布的新的准则体系的基石。“这样的话，我们国家的会计准则就与国际准则全面接轨了。”她说。

　　在实现与IFRS实质趋同的同时，新会计准则的出台还将简化国内现有的会计核算制度，新准则生效后，执行新准则的企业将不再执行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大势所趋

　　中国的会计准则为何需要与国际准则趋同？道理似乎再简单不过。就本质上讲，会计是一种用以记录交易和经济事项的“商业语言”。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不能再各说各的，必须学说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

　　对一国会计的国际趋同，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院长谢家正认为那是迟早的事。“不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就与美国或英国会计准则趋同，这件事以后做不如现在做，晚做不如早做。”他指出。IFRS近年来势头正劲，因此与IFRS趋同可谓明智之举。

至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好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戴维·泰迪爵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吸纳了国际投资者所熟悉的会计原则，这将使投资者更加信任中国资本市场和财务报告，也将进一步刺激国内和国际资本投资。”他说。在2月15日新准则的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新会计准则和同时发布的新审计准则将进一步优化我国投资环境，促进我国企业更好更多地“走出去”，从而全面提高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水平。

　　新的准则出台后，财政部大力推行国内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目的和意义，也赢得了多数财务总监的认同和赞赏。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陈樱表示，执行新的准则使海外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所披露的财务信息，有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3M中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胡奋的观点则更加直接。“鉴于国际化的进程和非国有企业在国内经济中比重的上升, 中国的会计准则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国际会计准则逐渐趋同。”他说。

　　不无争议

　　对会计国际趋同的必要性和益处，财务总监们几无疑义。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还处在转型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尚未建立，对于2007年即实现和IFRS的实质趋同在时机上是否成熟，财务总监之中不乏争议。

　　在获悉新的会计准则将自2007年起开始实行后，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现任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副总裁兼副财务总监吴亚军表示了自己的疑虑。他认为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和一定时期的生产实践相适应。“一个制度一定是和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当时的制度必须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力。”他说。他指出，即使国外的会计制度，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过逐步修改和完善而来，因此，他认为一国的会计制度应该贯彻稳健的原则，而不宜一味地追求与国际接轨。

　　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例如美国GAAP）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会计制度不同，IFRS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讲究以原则为基础，允许财务人员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帐，以求财务报表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价值。“IFRS不会告诉你什么不许做，只要求遵照它的精神去做，因此给了财会人员做帐时很大的自由度。”普华永道的金以文介绍说。

　　正是这样的“自由度”令吴亚军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可能产生的问题表示忧虑。他举例说，在现行的制度下，研发费用须作当期费用处理，但是新的准则允许研发费用资本化，这将给一些财务状况不佳的企业在财务信息上造假大开方便之门。“有些企业已经捉襟见肘，一看明年还可以将研发费用资本化，造假的念头就产生了。”他形象地说。

　　新准则引发争议之处不止于此。即将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再度引入公允价值这一会计计量属性（见框内文字：昨日重来）。公允价值曾在90年代中后期发布的有关投资、债务重组和非货币交易等准则之中被采用，但后来又遭弃用，原因在于公允价值的使用要求相关市场必须具备活跃的交易，而国内市场尚不成熟和规范，企业应用公允价值时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不少企业借此操纵利润，欺骗投资者。

　　谢家正在肯定会计国际趋同的必要性的同时，也认为国内准则广泛应用公允价值的做法值得商榷。“公允价值争论了二三十年了，最新的研究发现，无论企业用历史价值还是公允价值，披露的信息应该没什么区别。有很多东西，如无形资产，无法得到市场价值。”

　　除了公允价值，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借款费用会计处理等诸多方面，新准则也向IFRS全面靠拢。尽管新准则设置了许多限制条件，但不少财务总监和证券分析师们还是担心其中的许多条款，例如允许将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以及债务重组利得计入当期损益等，在实践中有可能被上市公司滥用。

　　转换之痛

　　争议归争议，准则既已发布，企业所能做的只能是遵照执行。但是，据本刊了解，由于尚未实施，新的会计准则对企业会有哪些影响，许多国内企业的财务负责人要么因忙于手头事务而无暇顾及，要么以为既然应用指南尚待公布，暂不必为实施新准则去做什么准备。

国内企业真的可以以近乎闲庭信步的心态去迎接新的准则体系吗？好在自2005年起，IFRS已经被香港和欧洲全面引入，不妨听听先于我们经历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的财务总监们的体验。

　　90年代末开始财务管理职业生涯的王涛2005年出任新焦点汽车技术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该企业当年在港上市。当今年2月财政部宣布中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将在2007年与IFRS实质趋同时，王涛正为如何按照与IFRS基本一致的香港会计准则制作公司2005年的年报忙得不亦乐乎。

　　新焦点主营汽车内饰产品制造和汽车的维护保养。因主要运营场所在上海，王涛平时只需将按照国内现行会计制度制作的财务报表提供给上海本地的工商和外汇管理等部门。可如今，在港交所披露2005年业绩的期限快到了，王涛坦承自己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依照新的香港会计准则制作年报的过程中，他说最头疼的有两件事：一是投资性物业的会计处理，二是期权的估值。

　　在王涛看来，投资性物业的会计处理所需的工作量很大。“你得首先确认一项物业的投资属性，这有时很麻烦。比如说，原本打算自用的厂房后来被用来出租了，或者是公司同意把原来的职工公寓卖给职工个人。”再一点，就是如何测算投资性物业的公允价值。“究竟谁的估值是公允的，是企业的，还是评估师的，或者是审计师的?”他说。和投资性物业相比，王涛认为技术上更难处理的是期权。“这在国内还是一个新的领域，能胜任的专业人员少之又少。”他表示。

　　受国内房市过去数年持续火爆行情的诱惑，国内上市公司中涉足房地产开放业务的绝不在少数，而将自备办公用房或厂房等出租牟利的则更是难以计数；中国证监会现已同意上市公司采用期权这一激励形式，王涛面临的上述难处对于国内上市的财务总监们而言也将在所难免。

　　准备冲刺

　　尽管业界对来年在国内实施会计的国际趋同不乏争议，且新准则的应用指南仍待出台，但可以肯定的是等待国内上市公司财务总监们的将是一个既费时费力而且还耗钱的向新准则过渡的痛苦历程。

　　对这样的一个过程，国内的财务总监们准备好了吗？宝钢股份财务总监陈樱表示，执行新的准则虽不至于对公司损益产生重大影响，但新准则由于强化了企业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便于决策的会计信息的理念，将较大幅度增加公司财会部门的工作量。“因此我们会对财务信息系统进行必要调整，并改变相关会计核算流程和程序。”她说。

　　普华永道的金以文说不仅企业财务人员的工作量会增加，由于在新的准则体系下，财务人员将拥有更大的自主判断的空间，为了适应新准则，会计人员和审计师都需要调整现有的一些思维方式。“自由度一下子放大了很多，大家是不是能在短时间内适应，这需要在思维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她说。

　　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院长谢家正也表示，会计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艺术，会计人员必须知道哪些可以自主判断，而哪些不能超越，必须按准则做。

　　新焦点财务总监王涛说，有时因为在一项资产的估值上看法不一，企业的财务总监和审计师争吵在所难免，金以文则更愿意将这种争吵看作是一种商讨。她举例说：“比如公允价值怎么算，大家的观点和角度都不一样，所以要多方面商讨，（会计师）事务所先有一个说法，再请外面的专家作评估。”她预期新准则实施后，审计的过程也会拖得更长，因此企业编制财务报表的成本将更高。

　　2007年距今仅九个月的时间，为导入新的会计准则，金以文认为国内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们必须迅速着手准备。但她又表示，经历了这样一个艰苦的向新准则过渡的过程，不管是企业的财务人员还是审计师，大家的职业素质都会得到提高。

“冲吧，冲过去就能到达更高层次的台阶了!”在访谈的结尾，金以文笑着对《财务总监》说。她这话其实是在对财务总监们说。
　　
　　  
　　向后转

　　在大步迈向与IFRS趋同的同时，在一项具体准则的规定上，2月15日发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则选择与IFRS背道而驰——在新的资产减值准则下，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按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企业可在以后的会计期间冲回资产减值得以恢复的部分。这一规定被国内为数众多的上市公司，特别是一些所处行业周期性较强的公司，用来对其利润进行所谓的“平滑处理”，即在景气好的年份，通过计提超额的资产减值准备藏匿部分利润，以便在景气不好的年份转回部分减值准备，从而在总体上给投资者留下公司运作平稳的假象。

　　尽管要求不得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理由看起来很充分，但有财务总监表示这一规定似有“一刀切”之嫌。“如果由于市场状况的改变，企业确有理由认为原先计提资产准备过多，因此要求转回，恐怕不能说这一要求不正当。” 新焦点汽车技术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王涛表示。

　　财政部是否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解除这项禁令？显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2006年2月27日至28日，财政部副部长、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秘书长王军参加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准则咨询委员会本年度的第一次会议。在发言中，王军介绍了中国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上采取的战略和步骤，并表示他将继续推动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开展国际趋同。—杨坚
　　
　　  
　　欧洲的经验

　　对2007年将执行新的会计准则体系的国内上市公司来说，欧洲企业的经验也可资借鉴。

　　2002年欧盟通过法案，要求所有在其成员国上市的企业自2005年起统一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编制财务报表。据普华永道的金以文介绍，2005年1月1日，欧洲有大约七千多家企业执行IFRS。尽管这些企业早在2003年就开始为导入IFRS作准备，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还是有许多企业没有准备好。原因之一是低估了向新准则过渡所需的工作量。

　　汉斯·奥拉·梅尔（Hans Ola Meyer）是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工业设备制造商Atlas Copco的财务总监。梅尔表示企业的业绩表现应该由其基本面决定，而非会计准则的变化；如果要说实施新的准备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他觉得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只有企业的财务负责人才能感受到，那就是自己的工作量因此大大增加。

　　梅尔认为，作为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有责任确保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员工，而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人员，都能了解新的会计处理方法。他表示，在这一点上，自己在2003和2004年为引入IFRS进行的准备工作做得还不够。“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准备，而不只是核心团队那一小部分人。”他回顾道。

　　为了推动向IFRS的转轨，梅尔现在公司内建立了一个由公司在全球各个分支机构的25位高级会计组成的国际性团队，这些人充当“IFRS大使”，带领公司在各地的财务和非财务人员学习由于导入IFRS带来的会计政策的变化。“公司各地的管理人员对IFRS的原则知道得越多，实施的效果也就会更好。”他说。—Ben McLannahan，杨坚